深化新时代人才法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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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成长规律生发于社会与人才交互运动，它既是社会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对人才素质和能力的呼唤，又是人才内在素质提升和优化过程。在以科技、人才、创新为关键词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新时代人才成长规律贯穿于以创新为核心的人才强国战略全过程之中，以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形成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提供指导。一、新时代人才成长规律之理与方法第一，人才成长规律既是人才与社会之间的交互运动呈现出的必然联系，又是人才素质和能力运动变化呈现出的必然联系。因此，把握新时代人才成长规律，首先需要从社会发展方式中把握人才成长的过程、矛盾和联系，而人才成长规律体现在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人才成长之中，尤其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新能源等催生出新兴行业，这些新兴行业中涌现出的高技能人才、产业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成长等进入人才规律理论与实践之中。中国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种创新驱动的背后需要大批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才队伍。如此，在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呼唤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宏观规律和微观规律、群体规律和个体规律相结合的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而言，主要是人才素质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相适应的规律，这源于社会发展方式变革产生的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是人才成长的基本动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人、生产力、社会发展方式与社会形态之间紧密相连，人是其中最活跃和具有革命性的要素，它与生产工具相结合产生出巨大的劳动潜能，引发生产力、社会发展方式变化。纵观人类技术革命史，创新引发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技术革命，进而改变社会生产方式，而变革的社会生产方式呼唤与之相匹配的人的素质和能力变革，进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以瓦特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人的劳动潜能得到充分，以西门子的发电机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把社会生产方式由蒸汽动力推进到电气动力，轻纺工业转向重工业。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运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引发社会生产方式的自动化，而每一轮科技革命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跃升。伴随社会生产力跃升的是与之相匹配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变革，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更优越，首先体现在先进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制度相匹配。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出发，人才与社会发展方式的矛盾运动成为把握人才成长规律的前提。因此，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阶段，人才与社会发展方式的矛盾具体体现为高质量社会发展对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的解决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第二，人才成长规律之理决定认识新时代人才规律的方法是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统一。一是质性研究。质性研究的其本质是归纳和描述，即从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对其获得意义建构和解释性理解。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对人才成长规律的系统性理解及各个规律之间的相关性。例如，从人才成长发展的运动过程中总结出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具体规律，再高度抽象形成人才成长的规律体系。从某一类人才成长的普遍现象中，通过比较分析从而归纳总结出不同类别人才成长的规律。从人才的年龄和成果之间的关联性中总结出不同领域、专业和层次的人才最佳创造年龄规律。二是量化研究。量化研究是运用经验观察、实地调查、统计分析和实验等方法，揭示量的变化规律。这种研究是对人才成长规律的质性研究的丰富，旨在推动人才成长规律研究从一般到具体，将规律运用在人才成长实践中进行校检和转化。例如，以某一人才群体流动为主题，通过实地走访调查获取一手数据，掌握人才回流的趋势、动因及影响因素，从而总结人才流动规律，并指导人才发展相关政策制定。以某一人才成长政策为主题，利用Nvivo、VOSviewer、Citespace等计量分析软件，对关于人才成长的政策文本、文件进行数据设计、理论建模等，从中归纳出人才成长的政策支持方式。由此，把握新时代人才规律需要把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统一，既从宏观层面把握人才成长的机理，又从微观层面推进人才规律的转化和运用。二、创新是新时代人才成长规律的核心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而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需要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人才支持。正是从人才创新需求出发，基于创新的人才成长规律成为新时代人才成长规律的核心内容。与一般劳动者素质和能力相比，创新是区分人才与非人才、人才层次差异度的主要指标，并表现在思维方式、素质、能力和成果等各个维度，其核心是原创性和自主创新能力，引发或改变社会发展方式。总书记十分强调创新品质：“勇立潮头、引领创新，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广大知识分子要增强创新意识，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抢占国内国际创新制高点”。可见，创新是人才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和内在驱动力，并产生出创新性劳动成果。与一般劳动者的模仿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成果的量的增加相比，人才的创新性劳动成果在于质的飞跃，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大幅提升。以科技创新的产业贡献率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为例，2021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3.4%，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6.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8.2%，而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102万亿增长到2021年的114万亿，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提升到超过60%。中国高铁、国产大飞机、天宫二号、超级计算机、量子卫星等都是旨在通过创新性自主研发实现我国制造业的智能升级和高产业贡献率。由此可见，无论是实现从“跟随”到“同行”“引领”的科技创新还是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都指向人才的创新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是人才创新的核心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是人才创新能力的重要内容。创新意识集中表现为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和突破，将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从孤立的缺乏联系的认识方法向普遍联系、整体性认识方法推进，以寻找创新生长点。例如，经典物理学科和数学学科的交叉产生量子物理学，机械电子自动化和生物学的交叉产生仿生学。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最近25年交叉学科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比例为49.1%，2020年中国科学基金项目中“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的交叉学科项目近6万项，占比10.5%。因此，创新意识是在跨学科、多视野、多行业之间的交叉融合中生长。同时，创新意识是不同学科和领域的人才协同合作，以形成人才创新力的成长和聚合效应，这种聚合效益能面向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战略，集聚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创新思维是打破思维定势，以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问题，实质是对固有思维模式的怀疑、突破和对陈规旧矩的超越，进而在创新性成果上实现从0到1的突破和从无到有的质变。正如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这种突破和质变具有显著的连锁效应，它从思维方式到创新能力、再转化到社会生产体系之中，引发社会发展方式变革，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创性主导技术等的创新成果都是创新思维的直接体现。中国航天科技从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到首次太空出舱、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发射升空，探索出一条自主创新的载人航天发展道路，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北斗等重大科技成果都是创新思维到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践效应。三、基于创新的人才成长规律运用基于创新的人才成长规律运用旨在从教育、制度、资源等方面构建人才成长的创新生态，推动人才链与社会创新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一是用创新教育激发人才创新内生动力。创新教育是人才创新力提升的内生动力，以生成人才创新力的核心优势。这在于，通过教育、训练、服务等投资于人身上形成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等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美国学者舒尔茨强调运用教育和知识对人进行投资，以形成人力资本。根据这一理论，对美国1929—1957年国民经济增长额进行估测，教育和知识对国民收入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23%和20%。人才创新能力的内在优势亦然，主要通过教育、科研经费投入等生成。一方面，强化人才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教育。我国人才创新力整体不足很大程度体现在基础研究创新薄弱，无法为核心技术研发提供理论支持，这就需要加强基础研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聚集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由此应聚焦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教育，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这几门基础性学科教育入手，提升人才的创新理论素养、技术素养、工程素养和数学素养。另一方面，实施以高精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引领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高等学校是提高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主阵地，它通过学科、专业、教学、科研等形成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水平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层次。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指向的就是学校怎样培养具有创新性思维的杰出人才。因此，以人才的创新能力自主培养为核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使之成为提升人才创新能力培养质量的教育支撑。高校的一流学科建设应打破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间的壁垒，设置适应学生基础知识与实践能力衔接互动的专业，建设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体系。着力打通学科、专业和课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推进学科团队与专业团队、课程团队融合发展，以一流课程支撑一流专业，以一流专业支撑一流学科，形成以一流学科为牵引，以一流师资队伍为支撑，以创新人才培养为基础的建设体系，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自主培养优势。例如，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北京大学形成依托“61”的学科布局战略，即人文、医学、社科、信工、理学和经管六大学部，以及一个研究院即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致力于构建涵盖“学科领域—学科群—学科”三个层次的学科建设体系，培养“高精尖缺”人才。2019年，教育部《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通过建设一流本科专业实施高精尖人才培养，在2019—2021年期间建设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尤其是提出推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做强一流本科、建设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二是以激励为核心培育人才创新的外生动力。心理学家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激励和保障这两个因素会激发人们行为的动机，保障消除人的不满，而激励提升人的满意度。由此，以激励和保障为核心完善激发人才激励机制是激发人才创新力的重要方式。其一，完善以激励因素为核心的激励机制。根据期望理论，人才创新力程度与激励的内容和效度呈现正向相关，包括薪酬、目标、榜样等。这在于，人的需求是多样性的，既呈现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的需要，又呈现为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个人价值实现、社会价值实现等多个层面。人才的激励内容涵盖物质、精神、文化、心理多个层面，与人才的具体需要和需要程度相匹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科技激励机制的意见》强调的“强化激励勇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制度安排”、“创造有利于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营造尊重科学规律鼓励探索创新的生态”等都指向激励的文化、心理、精神要素。其二，完善以保障因素为核心的激励机制。保障因素主要是指激发人才创新力的政策保障、工作条件和居住环境等，以优化人才生活、工作环境等社会支持系统，通过人才落户政策待遇、简化落户程序、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一系列服务，建立完善的人才社会支持系统。三是以协同创新为平台聚合人才创新力。中国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是创新驱动，这就要求人的创新能力供给和叠加效应，通过搭建加强人才自主创新力的协同创新平台和创新中心，为自主创新提供人才支持。一方面搭建“政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平台，联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的优势资源。尤其是发挥政府引智功能，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网络，充分释放各类创新主体的潜能。同时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培育为主体，结合企业的培训和实践操作为向导，释放信息、技术、资本和人才等各创新要素的活力，促使产业链、资金链、学科链和人才链的有机融合。另一方面，发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依托的孵化器功能，培育人才创新力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团队。另一方面，发挥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依托的孵化器功能，培育人才创新力成果转化和创新人才团队。以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为例，该跨海大桥涵盖世界岛隧桥多项尖端技术，在通信、监控、收费、照明等多个子系统上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填补我国在外海造人工岛、外海深水沉管安装创新技术以及国内长大桥梁电缆相关技术等方面的空白,其背后是各方团队共同刻苦攻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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